“关于中美贸易摩擦是否会进一步升级，我们的数据显示，在新冠疫情之后，贸易限制措施越来越多，各个国家也越来越依赖产业政策，其中，美国、欧盟等是产业政策最重要的发起方。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其他贸易伙伴出台报复性的补贴措施的概率高达75%。因此，全球贸易更加割裂的风险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她对记者说道。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管清友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77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296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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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三个低估”看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1、不能低估国际关系变化对于经济运行和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

基于当时的重大国际关系变化，日本从90年代开始出现了所谓“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和“失去的三十年”。同样，今天的中国也处于这一进程中，基于当前的国际关系局势，中国面临着世界未有之大变局。然而，在衡量国际关系变化产生的影响时存在一个困难，即国际政治因素难以量化的问题，并且国际政治因素各环节相互影响，难以分析。分析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或中国是否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时，这个问题更像是一个维度的问题，或者说是另一个维度的问题影响了我们当下的状态。就好比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为什么延安路隧道不是直的？》中，当我们仍然在探讨小百货商店如何提高销量时，却对旁边设立的大型超市毫不知情，甚至互联网电商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因此，不能低估国际关系对经济运行和资产价格的影响，这是来自另外一个维度的影响，就像近年来大家所探讨的很多成熟的商业模式被替代掉了，因为打败你的不是同行，是时代，这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冲击。

除了达成共识的因素外，国际关系变化对日本的影响还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是美日贸易战。80年代时日本曾一度领先于美国将近二十年的半导体产业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以至于很多半导体产业链被转移出去。这些产业链迁移相当大程度上成就了台湾、韩国等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发展，但对日本来说，一个已经对美国形成技术和产业优势的重要产业遭遇了重大打击，对整个经济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二是日本在1990年遭遇了一次重大的国际油价上涨。与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不同，70年代时日本的产业还蓬勃兴起，而1990年的日本已经遭受了美日贸易战的重创，难以承受1990年油价上涨带来的巨大冲击。所以，我们不能低估国际关系变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及股市、债市、楼市的影响。

这两个问题同样反映在今天的中国身上。我们经历了贸易战、脱钩断链，也在经历着短期内两国关系的修复，这些国际关系变化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在于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引发了一系列预期的不确定性。当企业的预期紊乱或预期不确定时，资产价格一定是缩水的。资产缩水而负债刚性，就会产生一系列反应。

2、不能低估合成谬误对于经济运行和资产价格的影响

近年来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并努力做出调整，包括民营企业信心不足问题、民间投资下滑问题和整个房地产处于寻底的过程中的问题，调整的时间长度和烈度我们都需要重新适应。当我们复盘历史上很多政策，包括监管政策、产业政策或公共政策，就会发现的确产生了一系列合成谬误。单看一个政策可能是正确的，例如教育培训行业治理、金融强监管、地方债务约束、房地产调控政策，都是必要且正确的，但当这些政策合力发力时，可能就产生了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合成谬误，对企业投资行为和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中国的语境下，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非是简单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说我们是一个大的政府的概念和市场的概念，以致于这种合成谬误导致人们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是否还起决定性作用都产生了疑问。产生合成谬误的原因其实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日本，除了有《广场协议》和其本身一些宏观政策的失误，合成谬误也是日本遭遇很多问题的一个原因。因此，不能低估合成谬误对于整个经济运行状况、企业家信心、资产价格的影响。

3、不能低估中国人心态变化对于经济运行和资产价格的影响

尽管西方经济学中有所谓的理性预期学派，但心态变化仍无法量化。中国人心态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最喜欢买房，但这两年突然不买了，情况急转直下；二是中国人自古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近年来年轻人突然不生孩子了。韩国今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78，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比韩国高一点，低于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这是始料未及的情况。这两种主要的心态变化当然有疫情冲击的影响，已经有很多专家讲了要防止塔西佗陷阱。另外还有在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下，尽管存在信息茧房，但信息的传递交流总体更快更便捷了，公众的信息和观点趋向于分层化。对照日本当年的变化，一旦形成了资产负债表衰退或收缩的预期，那么这种预期就不会马上结束。因此不能低估中国人心态变化在生育、住房、投资消费等方面的影响。

二、总需求不足和供给端过剩带来“内卷化”

关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下的应对手段，我们不能反对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必须承认扩张的空间有限。并且，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还是总需求不足和供给端几乎全线过剩的问题，甚至从静态看过剩问题更为严重。这种问题反映为各产业上的极度竞争和“内卷化”，从国内市场“卷”到国际市场，以至于这种过剩情况影响到了全球经济，人们也产生了这种全产业链过剩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疑问。我们认为这种竞争已经超出了所谓竞争的概念，演变成了极度“内卷化”。

三、严峻环境下中国经济仍显韧性

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总体上比日本当年面临的挑战更大，经济形势变化过程可能比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过程要更加复杂，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和韧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制造业生态更为系统和完善

过去四十年特别是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生产制造能力非常扎实，即使有产业外溢和产业主动转移的现象，中国产业的竞争力仍然很强。比较而言，日本由于国土限制未能成为一个长期在本土生产的世界工厂，这也是导致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借助东南亚、拉美地区等地区大量生产，形成了新一轮的全球化。

2、中国企业市场发展富有余量

一方面中国企业有出海机会，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的孔隙度仍然很大，因为中国还有6亿农民，城镇化率刚过50%，所以企业还有两个出路，一是出海，二是下沉，当然这两个出路都面临我们所说的“内卷化”挑战。

3、 中国尚未进入低欲望社会

虽然从直观感受上中国现在不再像前两年金融泡沫化时期的高欲望社会，但中国也还没有陷入日本所谓的M型社会或低欲望社会，顶多称得上一个中欲望社会。因为中国人民追求财富的愿望还在，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源于中国地区的梯度、城市的梯度和城乡的梯度。同时，农民群体确实到了需要我们返哺的时候，我们不能一直用城乡二元结构牺牲农民群体的利益。

四、推动CPTPP作为经济复苏新抓手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从静态看是结构性问题，从动态看是系统性问题。针对加快经济复苏，最重要的是找到切口，且这个切口可接受。类似于上一轮加入WTO的切口，这一轮经济复苏可以以加入CPTPP为切口。因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心声，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希望继续融入全球化。但加入CPTPP与加入WTO有所不同，加入WTO可以先加入，之后慢慢达到一系列政策、标准等要求，但加入CPTPP需要达到标准之后再加入，并且CPTPP的诞生过程对中国的加入增加了难度，因此需要中国主动对标CPTPP高标准，积极推动申请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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